“組織上選拔秘書，總的原則應該還是看工作能力、應變能力。”
“領導人對秘書的任命具有決定性權力。”
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全會召開前，各種版本的改革方案被輪番解讀，其中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改革方案因為牽頭人、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的從政經歷，備受外界關注。
李偉擔任過原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秘書。朱镕基卸任后，他先是調任銀監(jiān)會副主席，歷練兩年后又出任國資委副主任。2010年，李偉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擔任黨組書記，官至正部級。
并無證據(jù)顯示，李偉的職務變遷與其擔任總理秘書的經歷存在必然聯(lián)系。在中國稀缺的時政信息中，領導秘書這一群體向來以低調與神秘示人。他們如何被選拔到領導身邊工作，如何在領導身邊開展工作，離開領導之后的仕途又會有哪些變化？
什么人能成為領導人秘書
在領導人身邊工作的秘書，雖業(yè)務分工不同，但中組部任命時通稱“機要秘書”。
對于選拔何種人擔任領導人的“機要秘書”，根據(jù)1980年5月下發(fā)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guī)定》：“必須挑選成份好，政治歷史清白，社會關系單純，政治上絕對可靠，作風正派，身體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經驗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黨員干部擔任。”
“組織上選拔秘書，總的原則應該還是看工作能力、應變能力。”教育部一位熟悉秘書工作的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脾氣、祖籍等是領導人的個人化需求，“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不會作為選拔條件”。
十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呂聰敏，曾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當過10年秘書。他被選為李鵬秘書前，完全不知情。1988年春節(jié)后的一天，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的劉華秋通知呂聰敏：“李鵬同志需要一個外事秘書，部里認為你去比較合適。”劉華秋還特意告訴他，“這是組織決定，不是征求意見。”
當時呂聰敏也是美大司的領導成員，分管加澳新和南太事務，同時擔任黨總支書記。但是，對于被選拔為總理秘書一事，劉華秋和其他司領導守口如瓶，沒有一點暗示。呂聰敏在回憶文章里寫道：“華秋同志與我談話后，我雖頗感意外，但內心還是很高興的。”
對于中央領導秘書的選拔方式，公開資料中著墨并不多。南方周末記者根據(jù)媒體公開報道分析，近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的來源大體分三種：
一是在地方或中央的秘書系統(tǒng)工作多年，或者跟隨領導多年。比如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秘書丘小雄，他從1994年起就任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秘書，歷練十年之后，2003年3月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據(jù)《湖北日報》2013年7月24日報道，丁薛祥已出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丁薛祥此前任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07年他任上海市委秘書長期間，曾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有過短暫交集。
二是在部委工作之后調到中央辦公廳或者國務院辦公廳，直接擔任秘書。丁學東1987年即進入財政部工作，20年之后升任副部長。2010年5月，丁學東從財政部調出，成為國務院現(xiàn)任最年輕的副秘書長。
三是在地方或中央的政策研究室即智庫系統(tǒng)工作，之后輔佐領導人。據(jù)《重慶時報》報道，施芝鴻在任原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秘書之前，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處長，上海浦東新區(qū)管理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網(wǎng)站顯示，2013年7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張江曾擔任李長春的秘書。他從政策研究室踏上仕途，之后歷任廣東省宣傳部副部長、廣東省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2002年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副組長，成為李長春的秘書。
跟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并不是所有的首長秘書機構都叫辦公室”。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經常與中央領導秘書打交道。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規(guī)范來講，像是總書記、總理、委員長、政協(xié)主席，才叫辦公室，其他常委是‘處’，一般叫‘某某處’”。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位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總書記辦公室主任一般出自中央辦公廳，總理辦公室主任一般出自國務院智庫機構；而這兩位秘書一般都任該單位的副職，比如習近平辦公室主任丁薛祥兼任中辦副主任，李克強辦公室主任石剛兼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領導人對秘書的任命具有決定性權力。”該中辦人士透露，如果領導人要調人來擔任秘書，則中辦負責出面到原單位調人，“如果領導沒有合意的人選，那么中辦會結合外交等部門提供人選。”
如何當好領導人秘書
作為領導人的身邊工作人員和直接助手，秘書雖不是決策者，但負有為領導決策和落實決策做好服務工作的責任。
從1980年下發(fā)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guī)定》中可以看出，機要秘書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送閱文件：對較長的文件、電報，如有需要，應摘要后連同原文一起送閱，對領導干部閱辦完畢的文件，應細致查看，如有批示，要及時處理。
岳祥曾在1958到1966年，1979到1981年前后兩次擔任國家領導人彭真的秘書。岳祥記得，當時中央辦公廳每天都會送來很多材料，國內國際均有，“國內材料是中央辦公廳文件、各省呈送材料，以及新華社的資料；國際材料則來自外交部、中聯(lián)部，還有各國使館報送的電報。”由于文件數(shù)量太多，岳祥需要從這些文件中選出比較重要的材料，擺放在彭真的辦公桌上，或者等他回來后直接向他匯報材料中的重要內容。
給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做過8年秘書的黃桂芳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在吳學謙到北戴河休假辦公期間，他也要負責接收和整理專列從北京送來的檔案材料。不過，考慮到領導人其實是在休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件，我們就放一放”。
至于如何判斷文件的重要程度，李鵬的外交秘書呂聰敏認為，秘書不能只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二傳手和通訊員”，需要在職責允許的范圍內認真閱讀文件，掌握精神實質，“從政策上考慮問題，從全局上觀察問題，從事物的內在聯(lián)系上分析問題。”
總理重要外事活動的新聞把關也是呂聰敏的工作內容。
“我與許多新聞單位的記者都很熟，有非常好的工作關系和個人關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配合很默契。”呂聰敏的小本子上都有各新聞單位總編室和負責外事采編的記者的電話，“一旦發(fā)現(xiàn)有什么疑點或問題，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彌補和改正，直至所有新聞單位都交代妥當了，心里才踏實，才能放心地去吃飯或休息。”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朱佳木曾經做過陳云的辦公室主任。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助手，朱佳木每天除了替陳云挑選文件外，還要經常列席中央的一些會議，根據(jù)陳云的意見起草各種文稿。朱佳木曾向媒體透露：“給陳云起草講話，不僅要寫出他的思想，而且要寫出他習慣的語氣，這是對我很大的挑戰(zhàn)。有時陳云改一二個字，我覺得改得真好，他常教育我看問題不要絕對化、片面性。那幾年，凌晨兩點之前幾乎沒睡過覺。”
黃桂芳有一次跟隨吳學謙在北戴河暑期辦公，其間中央決定設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黃桂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之前一直由吳學謙負責臺灣事務，當中央決定由丁關根牽頭成立國臺辦時，學謙同志就讓我代表他參加了籌備會。”
“服務是秘書工作的基本特征。”呂聰敏將“服務”概括為：“調查研究、提供信息、審核把關、提出建議、溝通協(xié)調、督促落實等。”
對于秘書的工作表現(xiàn)，領導人有時也會直言不諱地予以評判。
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退休后寫成的《閑來筆潭》一書中，有他老伴寫的一篇文章，里面透露：吳官正在江西工作時，有一次，他到一家筷子廠視察。臨走時，廠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雙）給秘書，秘書不敢收，那人說，又不是什么值錢東西，怕什么？秘書實在推辭不了，把筷子放進了包里，吳官正在遠處看見了，快步走過去問秘書：“你拿了什么東西？趕快送回去。”秘書挨了一頓狠批。
吳官正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后，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著要出院去出差，吳官正的兒子請秘書向中紀委機關報告。“中紀委有個領導聽說他住院了，來醫(yī)院探望。領導走了之后，他問是誰講出去的，然后把秘書批評了一頓。”
秘書們很低調
雖然經常代表領導人參加一些會議，但秘書們往往表現(xiàn)得很低調。2013年4月16日，在原全國政協(xié)主席李瑞環(huán)的新書《看法與說法》座談會在上，李瑞環(huán)副部級的秘書參會并在嘉賓席上就座。不過，主持人并沒有介紹他的身份，整個座談會中他也未發(fā)一言。
“這很正常。”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參與過多部領導人著作的編輯工作，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工作性質決定秘書必須低調，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首長，“新書發(fā)布會或者研討會時，秘書一般是坐在席下聽報告，不會發(fā)言也不會被介紹，會后秘書要向領導報告結果。”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目前是復旦管理學獎勵基金會名譽會長。“他的秘書出席活動時，我們會制作銘牌，但不做介紹。”復旦管理學基金會的陶老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般我們將秘書安排在第二排、李嵐清正后方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排，就在首長旁邊。
許多領導人退休之后，都會考慮將過去的工作文稿或講話指示集結出書。“出版社不會跟首長直接聯(lián)系，文字秘書在其中做橋梁。”張振明透露，“常委退下來后，至少有兩個秘書，文字秘書和生活秘書。有時也會合二為一，文字和生活是同一個秘書在打理。”
在籌備李瑞環(huán)的《看法與說法》一書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總編輯賀耀敏常會在晚上12點接到李的秘書打來的電話，轉達領導對書的修改意見，甚至在2013年除夕晚上，賀還接到了秘書打來的電話，“說首長又有想法了，想改哪兒”。
在出版社正式介入領導人出書流程之前，也會有專門的文稿小組來負責領導著作的前期整理工作。在該小組中，領導人的現(xiàn)任秘書甚至是前任秘書都會參與。“這些秘書接觸過很多工作文稿，一些他們可能也親身經歷參與起草，對文稿比較熟悉。”張振明透露，前朱镕基辦公室主任、現(xiàn)任江西省副省長李炳軍就是朱镕基多部著作的總協(xié)調人。
不過，跟領導人秘書打交道也有不少規(guī)矩。從外交部調到李鵬身邊工作的呂聰敏記得，有一天，他突然聽說外交部定了一條規(guī)矩，凡與中央領導人辦公室聯(lián)系工作，事先應請示，而且只能由司領導打電話。“對此，我倒有點不習慣，我同禮賓司和地區(qū)司熟悉的人說，凡是同我聯(lián)系工作，不必非要讓司長、處長打電話，為了不誤事，誰打都可以，這樣解決問題比較快，我這里24小時‘開門’。”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李嵐清現(xiàn)在的秘書是中辦的一個局級干部，復旦管理學基金會的陶老師說：“基金會有一個秘書長，是我們學校之前的黨委書記（副部級干部），如果我們要向首長請示，一定是要通過黨委書記聯(lián)系他的秘書。”復旦管理學基金會中還有兩位退下來的國家領導人：原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他們兩人目前的秘書都是處級干部，聯(lián)系他們要相對簡單些，陶老師說：“有事我們可以直接給他們打電話。”
“大領導的秘書比較規(guī)范，中辦管得很嚴，平時也不怎么出來。”陶老師對協(xié)會三位中央領導秘書的印象都不錯，“他們看起來彬彬有禮，不像地方上有的秘書還是挺油滑的。”
離開領導之后
普通民眾傾向于認為，在領導人身邊工作的經歷會為秘書往后的從政履歷加分，但一些領導人秘書更多地從“領導人對自己的啟迪”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短暫地當過國家副主席王震的秘書，他這樣形容自己的轉變與成長：“有機會當秘書，對自己的學習、成長是很有利的，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充實自己，使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識上成熟起來。我過去是一介書生，對政治可以說是一竅不通。在王震同志那里當了三年秘書，對我的成長進步有很大促進。”
黃桂芳在吳學謙去世后回憶：“學謙同志的以身作則、默默無聞、埋頭苦干的作風，為我起到示范作用，讓我能夠較為順利地完成由秘書向使館領導的角色轉換。”從1991到1998年間，黃桂芳先后出任駐菲律賓大使、駐新西蘭兼首任駐庫克群島大使，駐津巴布韋大使。
許多秘書不再為領導人服務后，大多走上了領導的崗位，而且在新單位往往擔任“實職”。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孫偉，從2000年吳邦國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開始給他當秘書。2003年，吳邦國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孫偉又擔任了委員長辦公室主任。2011年初，孫偉調任山東，成為省委常委、副省長，不久后成為常務副省長。
據(jù)《華商報》總結，由于國務院總理分管經濟工作，其在任時的秘書很多離開首長身邊后，會被調任經濟部門。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秘書丘小雄，從2003年3月開始任總理辦公室主任。2008年，丘小雄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三年后改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
“領導人退休之后，秘書一般是不會追隨著繼續(xù)為領導服務的。” 上述教育部人士這樣分析，“體貼的領導一般會在距離退休前幾個月到半年左右時間里，安排好秘書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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