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證不應設置不合理門檻，變成對外來人口的“準入證”。面對各個地方出臺的“土政策”，建議國家主管部門引起重視，對城市居住證辦理進行統(tǒng)一規(guī)范。

　　據(jù)《工人日報》報道，杭州市近日頒布《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新規(guī)中規(guī)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wěn)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新規(guī)是為流動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提供了法律保障，還是一種“變相歧視”，人們莫衷一是。

　　2008年以來，從深圳開始，國內(nèi)多個城市宣布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推行居住證。“暫改居”的改革，被認為是城市外來人口福利待遇的利好，有利于消除戶籍歧視，推動公民同城同權。

　　然而，從杭州提高居住證辦理門檻的例子來看，我們還不能過于樂觀。居住證權利升級固然是好事，但如果居住證辦理門檻也同時升級，那么“暫改居”的改革反而是種倒退。舉個例子，據(jù)調查，杭州市目前外來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為8.6年，遠未達到高中畢業(yè)需要的11年，可以預料，“高中以上”的居住證辦理門檻，將把一大批為這個城市流血流汗的外來人口，排斥在城市居民福利體系之外。

　　“高中以上”的學歷門檻，顯然源于對外來人口根深蒂固的歧視思維，認為低學歷就意味著低素質。但實則不然，學歷與素質沒有直接聯(lián)系。一個見義勇為的低學歷保安，難道是“低素質”嗎？一個拾金不昧的低學歷清潔工，難道也是“低素質”嗎？

　　所謂“穩(wěn)定工作”，作為一種職業(yè)歧視，同樣不合理。工作不存在什么高低貴賤，只要是遵守法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都應獲得社會的認可與尊重。實際上，沒有城市敢宣稱，他們不需要“工作不穩(wěn)定”的勞動者，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城市沒有了賣菜的、賣早餐的、修車擦鞋配鑰匙的……這樣的城市還怎么讓人正常生活。

　　而“無犯罪記錄”要求，不僅涉及身份歧視，還與國家政策方針相抵觸。對于有犯罪記錄的公民，國家一直秉持懲罰與挽救理性態(tài)度，在他們得到了法律制裁后，鼓勵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獲得新生。一個企業(yè)歧視有犯罪記錄的公民，已該批評，一個政府在政策文件中公然歧視有犯罪記錄的公民，更是不應該。

　　當然，我們理解杭州市的苦衷，外來人口給城市公共服務造成壓力，或許不得已才規(guī)定居住證的辦理限制。然而，如此單方面把責任推到外來人口身上，并不公平，既然城市政府看到外來人口流入城市的趨勢，那為什么不能拿出變革進取的態(tài)度，對城市公共服務進行提升和擴容？動輒抬高門檻，關上大門，這其實是一種懶政。

　　暫住證變居住證，不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而應體現(xiàn)出對外來人口的理念轉變。居住證不應設置什么門檻，變成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準入證”，而應是從外地人到本地人，從非市民到市民的路徑和階梯。面對各個地方出臺的居住證辦理的“土政策”，建議國家主管部門應引起重視，對城市居住證辦理進行統(tǒng)一規(guī)范，明確居住證的開放性與服務性，給所有城市外來人口一個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