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３．６×２．２米的小房間里，Ｆｅｌｉｃｅ的床布置在閣樓上，離樓頂只有５８厘米。衛(wèi)生間（右圖）更有挑戰(zhàn)性：為了不使膝蓋撞到浴盆，如廁時只能坐馬桶的一邊。這間房的房租是７００美元。

　　自由撰稿人Ｅｄｄｉｅ Ｒａｈｏｎ入住公寓時為只有８００美元房租高興。他覺得在紐約繁華路段，這簡直是物美價廉。

　　本周一則“日本失業(yè)者６４０美元月租住進棺材大小膠囊旅社”的消息引起大家高度注意和廣泛討論。路人皆知，日本東京寸土寸金，但如此悲情的生活狀況，還是十分令人震驚。“蝸居”，似乎成為這一輪“經(jīng)濟危機”中世界的共象。在危機發(fā)端地美國，“蝸居”也普遍存在。

　　沒有窗戶的地下室

　　每天一睜開眼，小云就會想今天會是什么天氣，然后習慣性地尋找窗戶。可是沒有窗戶，因為她的住所是波士頓一棟私人房屋的地下室。雖然政府明文規(guī)定地下室不得出租住人，但勤儉持家的華人房東還是把原本用來洗衣、堆放雜物的地下室簡單裝修成了一室一廳一衛(wèi)搭簡廚的單室套。

　　廚房里原本有個透氣的小窗，但太高，小云不站在凳子上根本夠不著，而且又出于保護隱私的目的，還多加了一層窗簾，因此小云的居家生活可以說暗無天日。但不窩在這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就得搬到人口密集的摩頓或昆士，在老舊的房子里租一個小房間，每天和一大堆來自五湖四海的室友分享有限的資源，早上搶衛(wèi)生間，晚上搶廚房，半夜還要聽晚睡的人唧唧喳喳打電話的聲響。

　　為孩子“擠”

　　老陳一家人住在波士頓西郊、風景如畫的霍普金頓鎮(zhèn)一棟四室兩廳大房子里。去年雙胞胎女兒去報考著名的波士頓拉丁學校，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的心態(tài)，沒想到雙雙被拉丁學校錄取。

　　由于拉丁學校屬于波士頓市屬公校，要求入讀學生必須家住市區(qū)，這就給在西郊工作并供著大房子的老陳出了一大難題。房市不好，他們也不愿低價將房子脫手，又心疼自己剛剛裝修完的家租給陌生人住幾年，猶豫來猶豫去，到開學時間顧不上許多，趕緊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的公寓。公寓挺舊，兩間房間一大一小，老陳夫婦自己住小間，兩個女兒一人一張小床、一張書桌住在大間。老陳自己在客廳一角留了個辦公區(qū)，太太就在小房間里看書上網(wǎng)，總而言之，用老陳的話來說，就是“很擠”，有點“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覺。

　　別墅里的房東

　　房東和房客同住一個屋檐下，小袁一直以為從學校畢業(yè)找到工作后，就不會再重復那樣的生活，但現(xiàn)在仿佛又回到從前，只是角色發(fā)生了變化，小袁從昔日寄人籬下的房客變成了今天處心積慮的房東。

　　三年前在通勤便利的沃森市買下三居室的房子，夫婦二人工作，供房壓力不大。一年后，孩子出世，父母過來幫助，一家人住正好合適。后來老人回國，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太太干脆辭掉工作，在家做了全職太太，準備養(yǎng)精蓄銳，再生老二。

　　不想經(jīng)濟形勢惡化，小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努力工作，在逃過最初兩輪公司裁員波后，最終于去年年初被裁。最初幾個月，遞出的簡歷如石沉大海，滿世界似乎都是相同經(jīng)歷、相同背景、削尖腦袋找工作的人。同時被裁的美國同事已經(jīng)開始掛牌售屋，糟糕一點的在等待銀行拍賣，而得益于中國人有儲蓄的良好習慣，小袁夫婦的積蓄還可以維持數(shù)月的開銷。

　　自然地，小袁想到了招房客。拿到第一個月的房租，小袁夫婦覺得輕松了許多。于是夫婦二人商量，反正一個也是租，兩個也是租，不如把寶寶的房間也騰出來，增加點收入。于是現(xiàn)在小袁家里住得滿滿當當，四個大人一個小孩。夫婦倆帶著孩子住一個大間，客廳還得保持清爽整潔，所有暫時不用的雜物只有堆放在車庫里，隨用隨拿。居住質(zhì)量雖然下降許多，但兩份租金讓小袁喘了口氣，短時間內(nèi)不用太擔心彈盡糧絕的那一天。

　　比“蝸居”更糟：帳篷城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市有一座由無家可歸者搭建的“帳篷城”。一些在金融危機中失去工作和住房的人逐漸聚集到這“安營扎寨”，以簡陋的帳篷為家。

　　當?shù)孛襟w報道，“帳篷城”缺乏基本衛(wèi)生設施，沒有廁所，更沒潔凈水源，一些慈善機構(gòu)每天到這里為居民發(fā)放免費食物和生活物資。

　　薩克拉門托是美國住房抵押贖回權喪失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據(jù)當?shù)匾恍┚戎鷻C構(gòu)估算，最近一年內(nèi)遷入“帳篷城”的居民中，大約１０％是“衰退難民”，即在金融危機中破產(chǎn)的中產(chǎn)階層。

　?。担皻q的吉姆·吉布森之前有一份承包商的工作、一套位于薩克拉門托市區(qū)的公寓。如今，他在“帳篷城”里仍不忘竭力保持原來生活的整潔，每天出門前把頭發(fā)梳理得一絲不亂。他說，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年，他丟了兩套住房、４份工作。他眼下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卻是“在街角舉廣告牌”。

　　博伊德·齊默爾曼也是一年前加入“帳篷城”的“衰退難民”之一。他曾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當司機，日子過得挺滋潤。失業(yè)后，他和未婚妻被迫賣掉住房，但低迷的房地產(chǎn)市場讓他們“幾乎什么也沒換來”。兩人隨后搬往薩克拉門托，住進“帳篷城”。

　　建筑工人吉姆－吉布森來“帳篷城”前一直在舊金山海灣地區(qū)工作，失業(yè)后迅速花光了積蓄，被迫搬入汽車旅館，沒有收入的他只能靠變賣財產(chǎn)度日。最后，他用僅剩的３０美元購買了一頂單人帳篷，來到了“帳篷城”。在他的帳篷中，只有幾件換洗衣物、一個睡袋以及毛毯。吉姆的妻子已經(jīng)去世，他有５個成年孩子，但他沒有告訴孩子們他的下落。他說：“他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但是我擔心，有一天他們可能也會花光支票，跟隨我的腳步來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