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被稱為“微博 版”、“微信版”的地方“國五條”落地之后，上半年最大的政策懸念終于落地。中央“國五條”明確指示各地方可依據(jù)自身情況細化之后，我們看到，動真招的只有京版國五條，嚴收20%交易稅、限制單身人口購房指標等，而其他省市除上海明確第三套房不貸款外，大多只是“一句話”表述。
在諸多被稱為“微博版”、“微信版”的地方“國五條”落地之后，上半年最大的政策懸念終于落地。中央“國五條”明確指示各地方可依據(jù)自身情況細化之后，我們看到，動真招的只有京版國五條，嚴收20%交易稅、限制單身人口購房指標等，而其他省市除上海明確第三套房不貸款外，大多只是“一句話”表述。
為何北京版“國五條”最為嚴厲？或許這樣一組數(shù)據(jù)，可以表明北京的問題所在：北京工業(yè)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lián)合發(fā)布的《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北京“城六區(qū)”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過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稱的大倫敦(每平方公里5437人)和東京(每平方公里5984人)。
北京已然成為嚴重超載的大巴，“十二五”規(guī)劃明確“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一是讓大城市起到“拉邦帶”，“小兄弟們”沾沾光，另一方面是周圍城市的興起，可以起到反哺作用，緩解大城市人口承載壓力。作為城市化擴張的首要標志，一線城市十年前的房地產(chǎn)投資占社會總投資在33%以上，而現(xiàn)在僅有9%，無論是北京、上海，每年賣出的土地都不斷大幅減少。
然而，高鐵修了，公路也連接上了，但是“環(huán)北京城市群”像一個充滿夢幻色彩的光環(huán)，在平常日子里，人們對于所謂周邊城市群的想象仍舊停留在“河間驢肉火燒”、“香河鋁合金門窗”的具體物件上，那里的人們可以開著“三輪車”進來，但是鮮有人愿意坐著高鐵出去。
城市化是什么？先有了“市”，才能有城，然而，政績工程與GDP主義結(jié)出的果實卻是，先有“城”，再養(yǎng)“市”，問題“市”豈是能通過行政管制“管”出來的嗎？“市者，買賣之所也。”簡單地說，就是你情我愿，浙江的義烏就是針頭線腦，三毛五毛這樣自然形成的。正是體制的放養(yǎng)，才有義烏的機會，而義烏的生長肯定需要一個過程，必然不是某一位領導任期內(nèi)可以養(yǎng)熟的桃子。義烏不過是特定條件下的產(chǎn)物而已。
更多的資源，醫(yī)療、教育，何嘗不是在行政管制之下，寧愿聚集在中心城市，不愿下走鄉(xiāng)野。如果新區(qū)新城，僅僅是大建筑群與大廣場，而民生、民需的諸多選項，均有牌照管制，無法放養(yǎng)，廊坊、固安、燕郊何時才能有好醫(yī)院、好學校、好產(chǎn)業(yè)？按照目前施行的按照省級(直轄市)、副省級、地級、縣級、鄉(xiāng)級5級劃分的城市逐級管理體制，大城市擁有對公共資源的優(yōu)先占有權，然后再逐級向下分配，可想而知，到小縣城時，還能剩多少資源。
回頭再看“國五條”，一方面因為大城市人太多，不斷提高買房門檻，一方面周邊城市，卻無法提供像樣的公共服務。其結(jié)果必然是，大城市買房的人越來越多，可買的房越來越少，供需不平衡的狀態(tài)中，價格走向可想而知。
這就是“國五條”的可見前景，如果中小城市的公共資源、服務商業(yè)等等一系列配套總是不能改進，小城市的“國五條”再寬松、地方政府的優(yōu)惠條件再大，也難以聚攏人氣。反之，大城市，限制得再嚴，還是會有源源不斷的人涌向這里。只有確保資源得以更加公平的均衡分布，突破公共資源受制于行政等級管制的樊籬，讓縣鄉(xiāng)鎮(zhèn)真正可以分得民生所需、民生所盼的公共服務，這才是解決北京房價問題，甚至也是解決北京環(huán)境問題的真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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