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的上述 “松綁”政策，其負面影響顯然是巨大的。筆者記得在今年3月份佛山市出臺限購令之時，《廣州日報》曾報道稱，“佛山上周發(fā)布 ‘限購令’，成為我省繼深圳、廣州后第三個限購商品房的城市。一石激起千層浪，佛山限購令不僅大大限制了本地市場的交易，還將給周邊市場帶來沖擊。”

 

    如果佛山市出臺限購令之時的“沖擊”是的確存在的話，同理，“松綁”式的購房政策，同樣會產(chǎn)生較強的輻射。其“松綁政策”，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廣東一省，而且也一定會直接影響到其他省份的二、三線城市，乃至直接影響到國家整體性限購政策的執(zhí)行，以及對商品房市場價格的走勢都可能產(chǎn)生重大影響。這是公眾對于佛山市“限購令”事實上的“松綁”之后的最大擔憂。

 

    但從某種意義上，出臺上述“松綁”政策也不能完全怪佛山市自身。國家住建部在前一段時間開展對二、三線城市限購政策的調(diào)研之后，雖然有傳聞要隨后出臺“二、三線城市限制名單”，但至今未有實質(zhì)性動作。住建部目前在二、三線城市限購上，也僅僅屬于一般性的政策“號召”，至少出臺與否、出臺什么樣的“限購令”仍然是由二、三線城市自行其事。僅以目前已經(jīng)出臺“限購”舉措的約40個城市為例，尺度也是完全不一。東部城市較為嚴格，限購范圍較大：全部商品住宅、全市(或市區(qū))，且沒有明確退出時間。中西部省會較寬松，限購范圍較小：部分只限主城區(qū)，甚至某環(huán)線內(nèi)(比如貴陽只限一環(huán)內(nèi))，非全部商品住宅 (比如長沙只限戶型90平方米以下新房)，部分城市明確退出時間為今年12月31日。這正是一些地方城市之間“各吹各的號”的寫照。

 

    可以說，在對待二三線城市限購上，政策是相當“寬松”的，標準也是完全不一的。在這樣的政策前提之下，對于佛山市而言，出臺“限購”舉措就屬于“主動和積極的”，而“取消”了限購也不過是屬于“不積極”而已。對于佛山市或佛山市為代表的二三線城市，出臺或不出臺“限購”，出臺后取消與否，完全具備一個極為“寬松”的政策操作“空間”。所以，佛山市之前的“積極出臺”到樓市冷清后的“救市”并不出人意料。

 

    解決可能隨后產(chǎn)生的“松綁”跟風，就首先要解決政策的“空間”過大問題。二三線城市限購名單還是應盡快出臺，對于今后房地產(chǎn)市場的政策調(diào)控，也應逐步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如果不能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的話，最起碼應讓公眾知悉 “限購令”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取得什么樣的效果才 “罷手”。大的調(diào)控政策必須明晰而不能含含糊糊，尤其是對于二三線城市的限購政策必須進一步明確。這也是防止和避免類似的二三線城市出臺 “松綁”政令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