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作為國十條的地方配套細則，《北京市人民政府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文件的通知》出臺，在“國十條”為地方政府留出的具體操作空間中，北京市全部執(zhí)行了最嚴厲的上限，細則比中央政府的《通知》更加嚴厲。

    除了重復增加有效住房供應、政策性住房與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設用地的70%以外，北京獨創(chuàng)性地打壓住房投資。例如明確要求商業(yè)銀行根據風險狀況，對第3套及以上住房和不能提供1年以上北京市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北京市居民暫停發(fā)放購房貸款；且自政策發(fā)布之日起，同一購房家庭只能新購買一套商品住房。

    政府抑制房地產投機的苦心可以理解，問題是抑制的手段是否符合經濟規(guī)律，是否合法合規(guī)？京十二條中的某些臨時舉措有觸碰法律底線之嫌，如京十二條中的第三條，“規(guī)定自本通知發(fā)布之日起，暫定同一購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購買一套商品住房。同一購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購買一套商品住房的規(guī)定”。我們很難找出任何一條法律規(guī)定，禁止家庭購買二套以上的住房，這是對家庭自有資金使用權的粗暴干涉。

    調節(jié)經濟采取臨時限購套數的做法，說明房地產市場已經到了一觸即發(fā)的關鍵時刻，也說明房地產市場正在醞釀全面的調整。此時禁止家庭資產盲目進入房地產市場，以避免房價下挫與今后持有稅的雙重損失，也許說明政府對于普通居民的呵護之情。但無論如何，政府之手都不能介入到居民家庭財產的具體配置中，禁止居民購買某些資產，鼓勵居民購買另一些資產。事實上，政府無法證明居民的投資取向一定是錯誤的，而政府的鼓勵一定是正確的。如果居民因此投資到證券市場，由此產生的虧損難道由政府彌補嗎？

    筆者堅決支持此輪房地產調控，并且認為此輪調控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比如增加保障型住房與普通商品房的供應，比如抑制投資性住房需求等，都是房地產調控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具體的執(zhí)行過程中，必須以法律法規(guī)為準繩，尊重市場規(guī)律。如此，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才可能在法律的基礎上進入健康的市場軌道。

    通常調整經濟，一靠貨幣，二靠財稅。

    貨幣政策主要是利率手段與金融杠桿的長短。這一次房地產新政在貨幣政策的使用上無可挑剔。房地產新政對于房地產市場單獨加息，停止向三套房以上的投資者發(fā)放貸款，嚴格約束開發(fā)商的土地出讓金，都是行之有效的貨幣手段。不僅如此，管理者快速收緊房地產融資，房地產企業(yè)的發(fā)債、貸款，以及房地產信托融資的用途，都進行了嚴格的約束。

    在如何進一步抑制投資性購房上，則需要依靠財稅手段。我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稅收改革十分滯后，最典型的是對于證券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資本利得稅一直未能及時推出，此舉打擊了從事制造業(yè)的企業(yè)家與勞動者，變相鼓勵了投資家。為了拉動房地產，甚至一度大力吸引境外資金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坐視境外基金在中國證券市場獲取數倍暴利，不聞不問。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2006年外資進入國內房地產開發(fā)的資金達到394億元，同比增長53%，如果加上外國企業(yè)及個人商品房的投資，外資進入比重要高得多。比如說，2007年深圳的住房有10%為香港居民購買。

    對于房地產投資所獲厚利，有必要征收資本利得稅。對于異地購房或者境外購房人士，有必要征收高額的投資稅。目前市場上關于房地產持有稅傳言蜂起，而北京房地產細則“首次提及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本市房屋交易權屬系統(tǒng)數據等認定第二套住房。以后因為交易系統(tǒng)及金融系統(tǒng)的不聯網導致的部分二套房享受一套房優(yōu)惠的漏洞將很難存在。從信息系統(tǒng)上完善了房屋產權的透明度,為今后房產稅的出臺奠定了基礎”，房產持有稅的出臺是大勢所趨。

    與其打法律的擦邊球，禁止家庭購買二套住房，不如向市場發(fā)出明確的預期，政府在人大授權的基礎上，將通過嚴厲的稅收手段抑制房地產投資暴利。而最終購買的決定權仍然在投資者手中，投資者權衡未來的風險收益進行投資決策，贏虧自負。如此一來，投資者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受到尊重，而政府抑制房地產投資的目標能夠達成，政府不必背負替投資者作主的市場重負。

    一句話，尊重法律與市場，才能讓房地產走上正軌。否則，中國房地產市場將永遠由不清不楚的臨時政策，來決定一個不明不白的市場前景。